上帝与民主——华盛顿早餐会断想

远志明

 

这篇断想是我刚信耶稣不久写的,带着强烈的昔日关怀。20年过去了,目标不再一样,从社会转向心灵,转向信仰,而信仰的功用也绝不仅仅在政治层面。不过今日重读此文,恰逢政治改革迫在眉睫之际,感到仍有一些启迪意义。

一月底,我和内人出席了华盛顿的国家早餐祷告会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白宫要员、国会议员、来自美国五十州和世界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三千多客人聚集一堂,敬拜上帝,祈祷和平。在此前后,中国大陆一行十二人,又有三天的读书、讨论、拜访等活动。

(一)

早餐会的请柬上写着:

历史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一直面向全能的上帝,寻求力量和指引。

本着这种精神,合众国的参众两院创办了国家早餐祷告会,以不断重申和充实我们的国家及我们本人对上帝的信仰与献身。

一年一度,散居在美国和世界的男女们来到我们的首都,在上帝面前,确认他们享受的恩典和承担的责任。

为了在上帝的带领下,通过领导人的形象,加深人民的属灵生活和道德素质,五十个州的州长、市长和显要人物,在各州举办同样的早餐会。

来自全世界的人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圣灵,在这里寻到了友谊,这种友谊有助于增进各民族的真诚团结。

(二)

早餐会上,我最欣赏的不是布什总统的讲话,倒是副总统奎尔的一段话,大意说:世界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并非人类不幸、世界不宁的根本原因,专制暴政只是一种现象,它有人类属灵的根源,这就是: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承认人人都有原罪。的确,哪里的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人的组织、人的思想的信赖之上,而没有超越的信仰作为文化与心理的基础,哪里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

其实,这正是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最深刻的思想渊源。为什么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为什么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人为什么竟是这样的靠不住?不管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意识到与否,上帝的深刻启示——人的原罪和道德、智慧、生命之有限性靠人自己不能克服——早已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孟德斯鸠从人类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政治原则,《圣经》早已给出了属灵的根。问题只是,世俗的人类很难严肃地从属灵的根去推导世俗的果,而只能从品尝世俗的苦果中长见识,扭扭捏捏地接近上帝的启示,至今恐怕仍是如此。

对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专制的灵根;意识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则是民主的起源。

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向上帝认罪悔改,竟有如此强烈的政治效果。用基督徒的赞美: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三)

孟德斯鸠在另一条路上与上帝相通,亦获得了不朽的理论根基。他说:

有人说,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一种盲目的命运所产生出来的,这是极端荒谬的说法。因为如果说一个盲目的命运竟能产生“智能的存在物”,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由此可见,是有一个绝对理性存在着的。

自然法就这样派生出来,代表着超越于人类理性和德性之上的永恒正义。人的原罪和有限性必须被超越,才谈得上正义。换句话说,正义的原则一定存在于人类之上,才有如此大的权柄运用于人类之中,以致于所有人都不能废除它。孟德斯鸠说:自然法把“造物主”这一观念印入我们的头脑里,诱导我们归向他。

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之不可克服,一个永恒正义之超然存在,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人承认自己是有限和有罪的,也就表明了有一种超越自己因而可以度量自己的东西,已经被根植在人心中。反过来说,人意识到自然法高于人为法,人为法本身不可靠,也就是意识到人的有限和有罪。

所以,民主和法律的活水源头并不是人的智慧。如果将它们归结为人的智慧,就会落入人的智慧的圈套,导致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它们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或许带有神秘性,这正是人的智慧不能尽如囊底的缘故。因为人的智慧若是全知全能的,它就是可靠的了,而事实远非如此。所以大思想家没有一个不是从人的智慧以外,去寻找正义的支点。

(四)

我们拜访了美国参议院的专职牧师,名字记不得了。他去过中国,那是四十年代末。他住在南海边一个小岛上,常常搭一条渔家小船上岸去传教。有一天傍晚,小渔船不见了。他找到一个小姑娘,求她帮忙送回去。小姑娘说:「你给我唱只歌吧!」他便唱了一只赞美上帝的歌。然后他说:「小姑娘,你也唱一只歌好吗?」小姑娘低下头,小声说:「我没有歌。」

这位牧师告诉我们,他永远忘不了那个没有歌儿唱的小姑娘,忘不了中国。

他说,美国人民的自由来自上帝。上帝在人们心中,自由就无法剥夺。他引述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说:“在我们看来,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不是政府赋予的,所以政府无权剥夺;相反,当人的这些权利受到威胁时,人们可以起而反抗,改变政府。”

当然,最重要的,不是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而是印在人们的心里,这正是基督教文明的力量所在。

据说,当年美国的缔造者们,尤其是杰佛逊,在考虑民主制度和人权理念所赖以成立的根据时,曾经煞费苦心。若说它们是人们基于理性和道德共同讨论的结果,那么,通过人们的共同讨论就可以将它们推翻。若说它们是不能被人们所推翻的,那就一定有一个超越于人的理性和道德之上的权威,这便是上帝。上帝带著永恒正义扎根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了民主、人权、平等的力量源泉。

林肯总统废除奴隶制的主张,最终得到巨大回响,是在他有了祈祷精神之后。他重返政界,大声疾呼回到《独立宣言》,人人平等被造(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没有人生来是奴隶。他写到,“上帝的旨意必胜”。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民主道德就是基督道德。

(五)

概括起来,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其政治意义至少有三方面:

A.人的原罪性和有限性学说,为社会契约、权力制衡和法制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思维诱导和最终的理论根据。

B.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说法,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自由和平等,这种意识构成一个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

以上两者相辅相成,甚是奇妙:一方面,人是尊贵、自由和平等的,享有一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另一方面,人又是有罪、有限和有死的,绝不能放任其利欲的泛滥。显然。在上帝眼里,人的被尊重和被限制同等重要。这便是人!

C.上帝作为全能的主宰和绝对的正义,在人心中是超越一切的权威。当人的良知直接与之沟通时,人就获得了独立评判人世间一切事情的勇气、力量和准则。这时,人才具有超越性。

(六)

人们的生活和感受总是相互制肘,惟有当一个人能够从上帝那里汲取精神力量时,他才可以感觉到真正的独立。

人们的素质和机遇不可能平等,惟有当一个人赤裸裸地面对上帝时,他才真实地感觉到自己跨越了一切的等级。

人们的贪婪和狡诈是无止境的,惟有当虔诚的心灵被宇宙的圣灵所充满时,他才真正感受到充实和诚实。

人本是极容易受到权势的威迫、潮流的裹挟、名利的诱惑和智慧的煽动,惟有当人从上帝那里获得一种超越感时,他才能时时保有一颗坦然清醒的心。

(七)

如上所述,基督教信仰对人生和社会的影响,可说是根深蒂固。

国会牧师告诉我们,两党议员中有百分之四十是虔诚的信徒,另有百分之二十亦常常去教会,其余一些议员也宣称自己信仰上帝。一年一度,他们不分党派和政见,一起向上帝祈祷,重申共同信仰,恪守民主信条。早餐会的确警醒他们:大家本是同根生的兄弟,又不过是奉行上帝旨意的仆人,亦是瞬时而过的罪人。

当然,基督教文化的政治影响,主要还发生在人心里,很多美国人并不常去教堂,但他们普遍尊崇基督精神,相信人有原罪(sin),相信上帝作为一个永恒正义的源泉,赋予了他们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存在,使他们对自己的政治权利充满自信,自信到常常忽略的地步。

几个月前,BBC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曾经问过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怎么看待基督教,那个学生说他还没有读过《圣经》,不过他注意到,基督教国家大多是民主自由的,他因此对基督教有好感。

(八)

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有一些抵牾。

基督教强调人的原罪和有限之不可克服,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它对人的品性完美之可能性坚信不疑,相信人可以成仁、成圣或成佛,于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人身上。所谓人文精神、伦理道德,优劣褒贬,概出于此。其中尤以仰赖全能人格的带领这一点,作为政治文化现象,流弊深远。秦皇汉武,历朝历代,多少次,没教训,一时趋为神明,事后劣迹斑斑,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由此可见,在人治与法治、专制与民主的不同政治制度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文化渊源。

(九)

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地被创造,每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皇帝,个人不能直接与天相通,只有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等级有序,君臣父子,上下有别,贵贱有分,长幼有序。在远古时代,因个人有机会直接向皇帝陈情告状,各级官吏还算有些惧怕。

当然,周朝以前的中国文化中,天的观念很强,权威性远在皇帝之上。后来大道既隐,渐渐一并降归皇帝,皇帝称为天子,便很少有什么惧怕了。(孔子羡慕的大道之行也尧舜禹文武周公的文化道统(前2500年),与春秋以降的大道隐去后的儒术法学(后2500年)大不相同,里面有很多靠近基督教文化的元素。补记)

历史以来,中国人逐步失去了心灵的超越性,失去了对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的普遍信心,失去了超越于一切个人、集团及其理念之上的个人信仰,因而失去了独立评判它们的能力、勇气和根据。

(十)

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呼唤民主自由,迄今为止,他们把民主理念作为最高准则,并不考虑民主理念的源头和根据。他们的想法是没有根基的。

他们还不了解西方民主精神的信仰根基,甚至压根就没有意识到民主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以个人信仰为基础的深层文化结构。

他们至今没有看到专制和民主这些词所具有的宗教含义。

民主理念不是属于任何人的,甚至也不是属于所有人的。民主理念有一个更高的隶属,它是上帝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的社会政治形式,它有一个超越于所有人的智慧和道德之上的来源和根据,所以,它的历史性实现才是任何人即使多数人也不能阻止、抗拒和废弃的。

假如民主是英明领袖赋予的,他就有权改变;假如民主是一部分人奋斗得来的,他们就有权变卖;假如民主是多数人的意愿,多数人就可以废弃它从而欺压少数人。谁给予的,谁就有权拿走。只有上帝赋予的,终究要赋予人,而且谁也不能拿走。

惟有以上帝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的名义;不仅是名义,只有当人们对此深信不疑的时候,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东西才是真正靠得住的。因为只有这时,这些东西才因着人们的信仰和信心的缘故,获得一种超人的、神圣的、属灵的权柄,提炼出并操持住与之相应的社会形式,以保证不致被人的根深蒂固的罪性和有限性所侵蚀、遮盖、战胜。

假如中国人没有心灵的升华,没有超越性的信仰,那么,不管政治体制改什么,怎么改,都难;不改难,改也难,改好更难(今日补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早餐会结束时发言说: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

(一九九二年三月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