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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内容选摘

上帝最好的选择——选自第一集《叩门》

 

1724年,康熙禁教4年后,雍正发布通谕,令中国信徒一律退教,否则处以极刑;限各省宣教士半年内离境。

当时全国30万信徒陷入危难,300座教堂被没收,50多位宣教士躲的躲,逃的逃。

丁神父:那么到底这是谁的错?是教廷那边太傲慢,或是皇帝太固执;是人的错,或是上帝的旨意?这个可能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的一个判断。不过,最近我们的教宗梵蒂冈觉得,梵蒂冈的责任很大。在这一方面,教廷的责任非常大。太硬,太不了解中国文化。

在当时国情下,中国信徒如果按照教廷,就不能参加宗族祭祀和科举考试,成为不孝之子和不良公民;如果按照康熙,信徒依旧祭祖,也的确不合乎基督教的体统。

那时候,做一个好中国人与做一个好基督徒,两者似乎水火不容。

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做了最好的选择。特别是后来,当中国经过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一次次冲刷,今天做一个好中国人,已经不必违背基督信仰,反而需要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说:上帝的选择总是最好的!

从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到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一次次的叩门、开门和关门,一次次的撒种、发芽和拔出,一次次的遥望、希望和失望,都不是徒然的,都带着上帝的美意。

在他们对中国的舍己献身中,我们看见上帝对中国人无条件的爱。

在他们对中国的前赴后继中,我们看见上帝对中国人的不离不弃。

在他们一次又一次成与败的艰难尝试中,我们看见上帝在精心开辟一条最适合中国人的福音之路。

1807年,中国禁教一百年后,马礼逊、戴德生等一大批基督教宣教士,用血和泪将福音的种子植入中国最底层。这一次中国的灵魂之门被打开后,就再也关不上了。

 

马礼逊艰难岁月——选自第二集《落地》

马礼逊给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开创了许多第一。然而在每一捧小小的收获背后,都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付出。

1819年,中文圣经译完前半年,米怜的妻子丽切尔在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后,自己也害热病去世。

两年后,马礼逊的妻子玛丽感染霍乱去世,去世时,年仅29岁的玛丽腹中正怀着孩子。

马礼逊悲痛欲绝,他写道:我绝不对自己说“莫伤心!”不,绝不!我要为玛丽伤心!我要痛哭!因为她值得我如此!

马礼逊将一双年幼的儿女托付给朋友,独自一人住在广州。

不到两年,马礼逊唯一的同伴米怜,积劳成疾,突然去世,年仅37岁。

马礼逊写道:9年前,我和妻子欢迎米怜夫妇的到来。如今我们四人中,有三人不到40岁就离世了,留下我一人在这里。然而当我想到,他们都是在福音岗位上、在应许和盼望中离世的,我就深感欣慰。我在这里虽然举目无亲,但我仍要感谢神。

那时,应马礼逊的请求,许多教会为他祷告,求神恩待他,恩待中国人,延长他这个当时世界上唯一精通中文的宣教士的寿命。

米怜离世后,马礼逊继续在华宣教11年。1834年7月30日,长期被头痛折磨的马礼逊,病倒在广州,8月1日晚逝世,享年五十二岁。

马礼逊的遗体由长子马儒翰护送至澳门,安葬在妻子玛丽身旁。

马礼逊在华27年,是中国基督教最艰难的开拓期。27年间,只有10个中国人受洗。

马礼逊离世一年后,1835年,长子马儒翰与裨治文牧师一起写信通报,第一间华人基督教会在广州建立,共有成员12人:

梁发,48岁,牧师。

屈昂,50岁,牧师助理。

黎氏,31岁,梁发妻。

梁进德,15岁,梁发子。

梁亚沾,11岁,梁发女。

梁亚新,梁发助手。

李新,31岁,砖匠。

周亚生,25岁,制笔匠。

吴亚清,31岁,印刷助手。

梁亚道,28岁,制笔匠。

刘庶泉,38岁,秀才。

赵清,秀才。

 

戴德生拒绝索赔——选自第二集《落地》

义和团事件中,内地会58名宣教士和21个孩子遇害。当时正在瑞士养病的戴德生心如刀割,无法承受。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我只剩下信靠。

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给予各国宣教士以巨额赔偿。戴德生代表内地会声明:放弃索赔。

Tony Lambert(原英国外交家、内地会史学家採访):根据和慈禧太后签订的条约,许多国家向中国索赔。戴德生却说,不。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基督。我们知道有风险,我们来中国前,就预料到这个危险,我们决不向中国要一分钱。所以义和团事件后,内地会没有接受任何赔款。我认为,这是上帝喜悦的。因为,这就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基督的福音之间,清楚地划了一道界限。否则,两者就溷淆了。

这一声明震撼了世界,激起了更壮烈的宣教浪潮。义和团事件7年后,在华宣教士增加到3833人。

1905年,戴德生在长沙逝世。他21岁入华,服侍了中国56年。他和妻子,四个孩子,长眠在这块他们深爱的土地上。他的一代又一代后人,用生命的长链,兑现着他的一个承诺:

我若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

 

李鸿章李提摩太对话——选自第三集《光照》

到1900年义和团前夕,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已达2000所。

义和团惨桉给初兴的中国教育带来了灭顶之灾,各地学校惨遭破坏。

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率先说服本国政府,用清廷赔款创立了山西大学堂。

美国宣教士明恩溥等人,游说美国国会,用赔款创办了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

西方各国纷纷彷效,不仅用部分赔款在中国办学,而且迫使中国政府改革陈腐的科举制度,设立理工科目,开放出国留学。

短短十几年后,据1918年统计,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学校,已从义和团前的2000所,勐增到7382所。

先前,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每年拨出100万两银子投资教育。李鸿章回答说,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李提摩太说,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回报。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看到回报?李提摩太说,大概需要20年。李鸿章摇头说,啊!我们可等不了那么久。

李鸿章和李提摩太都没想到,义和团事件导致清朝政府大赔款,大赔款用于中国教育的大发展。这等于强迫政府拿出一大笔教育投资来。

圣经说:撒种有时,收割有时;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4日,在刘少奇写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大学就有31所,图书馆29所,中学324所,小学2364所。

 

中国医院十字架的来由——选自第三集《光照》

有一位女宣教士名叫道济,被美国长老会派到北京。当时中国女人饱受生产之苦。孩子生下来,接生婆从坑席上抽根席篾将脐带割断,撒上一把土灰止血。很多孩子出生几天就死去。

看到此情此景,道济大哭一场。她随即返回美国,以8年时间在各教会募集资金,1885年回到北京,在安定门交道口北二条盖了12间平房,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妇产医院道济医院,即北京今日第六医院。

后来,道济又引进妇产科以外的西医各科,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医院。

据1920年统计,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和诊所共820间。

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着名医院有:

北京协和医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上海同济医院 Tongji Hospital

成都华西医院 West China Hospital

济南齐鲁医院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上海仁济医院 Renji Hospital

广州博济医院 Canton Pok Tsai Hospital

上海同仁医院 Tongren Hospital

上海广慈医院 Guangci Hospital(现瑞金医院)

上海普仁医院 Pu Ren Hospital

青州广德医院 Tsingchow  Guangde Hospital

苏州博习医院 Soochow Hospital

长沙雅礼医院 Yali Hospital

杭州广济医院 Hangzhou Guangji Hospital(现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天津马根济医院 Mackenzie Hospital

福建永春医馆 Yong Chun Hospital

台湾马偕医院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驱使宣教士们不顾一切前来服侍中国人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所以从建立第一座医院开始,每建一座,他们都在门口挂一幅十字架。

今天中国人对医院的十字标志早已习以为常,许多人联想到国际红十字会。

其实,美国的医院没有十字,欧洲的医院没有十字,印度的医院更没有十字。唯独中国的医院都有十字,这是因为中国的医院最初都是宣教士建立的。

1949年以后,虽然斗转星移,却没有挪去遍布中国城乡医院和诊所的十字标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神迹,一个恩典。

有一天,当这些十字标志的来历和内涵尽人皆知的时候,它们一定会发出更大的光,生出更大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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