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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深深眷恋著中国。那苍黄，那殷红，那蔚蓝，是我永远挥之不去的梦。
看待自己的历史，可以有三种角度：以己观之，以人观之，以道观之。 国门未开之时，唯一的历史观是以己观之，史论褒贬，均是自己比照自己，如《史记》及後 世各代史。 近代东西方接触後，发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便引发了以人观之。这里说的不是比较史学， 乃是一种批判精神，如台湾著名作家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和大陆电视政论片《河殇》。 人类不是宇宙中一个孤立的存在。冥冥天道对人类生存方式的预设和介入，正像阳光、大地、 空气之於人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帝以各种方式干预人类历史，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宗教 信条。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就谈到，历史是一种天命，一种唯由自由的人类聆听和回应的 天启--简言之，历史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交往。人类面临的每一种挑战，都可以视为上帝的 召唤，也可以视为魔鬼的诱惑。1 我37岁皈依上帝，这一信仰在历史领域，一如在自然界， 并没有教给我甚 深不可测的原理，它只是向我展现了原先熟视无睹的一些浅显事实，比如 我看见了，正像自然规律是天道在自然界的运作，历史规律亦不过是天道在人世间的运作--尽 管自由的人类似乎具有悖逆天道的能力，到头来不过是咎由自取罢了。当我循著上帝的启 示--彷佛古老的“天人互动说＂，观察中国历史和文化时，一条令人惊叹的清晰脉络、一根 人神关系的主轴，在纷纭浩瀚的史实背後出现了。 我发现，一种民族文化中人与神的关系，决定著该民族的心灵状态，决定著该民族人与人的 关系。换言之，一个民族如何面对自己，如何面对异族，取决於它如何面对上帝，尽管它对 这个最终决定自身行为准则的信仰内核往往毫无意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说二十一世 纪人类的冲突是不同文化的冲突，其实是不同信仰内核即不同人神关系的冲突。2 文化的差异 起因于信仰内核的差异，历史的歧途兆端于信仰内核的歧途。在内核上失之毫厘，在历史中 差之千里。
以道观之，中国历史有四个阶段：敬虔时代，智慧时代，人本时代，回归时代。 敬虔时代：西周以先，中华民族有一个敬虔道统，孔子称为“大道之行＂。那时“人神不 杂＂，人将神当作神来敬畏，深知自己为有罪有限的人，不失恭谨谦卑。这一道统的源头， 广见于上古时代的传说。这些传说虽几经後人编篡，人神关系的密契风貌依然羽羽如生。奇 妙在於，这些传说与《圣经.创世记》一至十一章人类初期共同史的记载，条缕相连，交相 辉映。 智慧时代：传说禹的儿子启继承帝位之後，曾三次乘龙上天，盗取天帝九歌，在千仞峰巅为 自己演奏。这是从“人神不杂＂到“人神同位＂--“你们便如神＂3 的恶兆。据《史记》载， 到周幽王时，龙涎怪胎褒姒“一笑倾国＂，从此天下大乱，血泪春秋。大道既隐，智慧便取 代了敬畏，功利取代了公义，德失了道，亦成为一霸天下、一统江山的工具。诸子百家纷纷 解说并试图挽救这个突如其来的分崩离析，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中国人 自相残杀了五百多年，才由秦始皇重新统一--不过再也不是统一于神州敬虔道统，而是统一 于残酷的人治-专制。 人本时代：从汉朝到清朝，神州基本上变成“人州＂，一个个号称“真龙天子＂的皇帝，俨 然窃取了上帝的尊荣和权威。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这个人的私意，对中国人来说就像 天灾一样不可抗拒 4 --岂只是天灾；当一个有罪有限的人可以无法无天时，当人民不再敬畏 神、只敬畏这个人时，神州大地怎能不屡遭蹂躏和戏弄？怎能不满了罪恶和倾轧？怎能不陷 入自残自孽的恶梦里？ 回归时代：近代列强的炮声，送来了鸦片、科学、民主和基督教。依然睡意惺忪的中国在这 个西洋万花筒前一时惊呆了，随即极不情愿地被抛入了一个充满艰险和颠覆的“三千年未有 之天地大变局＂5。自那时起，再也没有一个词像“西方＂这个词一样令中国人爱憎交加、百 感交集了。西方是极乐天堂，西方是魔窟地狱。愤恨著去学，谩骂著去就。洋务运动-经济改 革，维新变法-民主政治，文化改造-心灵重建，轮翻尝试，由浅入深，只是至今还不甚明了： 正像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传统的西方经济、政治、信仰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有 机体，其内核是以基督教文明为内涵、神圣而密契的人神关系。中国的经济腾飞正在带来不 断加深的政治和精神危机，追根究底是由於中国缺乏这样一种神圣信仰内核。令人欣慰的是， 今天遍布海内外、数以千万记的中国人，开始以虔诚和牺牲，为中华民族重塑这样一颗神圣 灵魂。
观察中国需要区分两种真实：历史真实与文化真实。 一个人的肉体状态（体态）和心灵状态（心态）是不同的。历史真实构成中国的肉体，充满 了罪恶与苦难；文化真实构成中国的灵魂，充满了礼仪与道德。 外国人读到中国的文化真实，於是誉之为礼仪之邦。中国人忍受了历史真实，於是叹之为罪 孽深重。 肉体与灵魂之间产生痛苦的互动：当肉体沦入罪恶中，灵魂承担罪恶的重负。肉体犯罪，灵 魂负罪。肉体堕落时，灵魂寻求拯救。每一个堕落的肉体中，都内含著一颗渴望拯救的灵魂。 於是“乱世出思想＂：春秋战国出了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佛学大发展，五代十国宋辽夏金 兴起了理学。 只是思想不能消除罪恶，不能代替上帝在人心中履行公义。人心按其本性不能没有公义良善 的上帝。儒家企图以人的内在良知代替上帝，将希望寄托於人本意识的自觉自省，不能不表 现出历史性的软弱无能，最终成为人治专制历史的粉饰。佛学彷佛填补了儒家缺乏形而上神 圣本体的空白，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坚实的信仰内核，仍是变相的泛神论或无神论， 其方法不能不依旧落入自修独善的人本巢穴，其内涵不能不依旧是一种思想，诚如佛祖所言， 一种“智慧的宗教＂。 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国人既是因著离弃上帝、“大道既隐＂而堕落，那么除了回归上帝、 “大道之行＂以外，别无拯救。不管是堕落的智慧者，还是堕落者的智慧，一切注定是徒劳 无力乃至自欺欺人的挣扎。在肉体与灵魂、历史与文化的互动中，前者一次又一次嘲弄著後 者。
把握中国历史脉动的一个关键词是“道＂。 道是一个真正属於神州自己的形而上学和信仰对象。古希腊的逻各斯（Logos），中文译成 道；《圣经》将耶和华称为逻各斯，中文也译成道。逻各斯、耶和华、道，表达了古老的一 神论文明通义，共同指向那创造、支配万物的主宰。6 春秋以降的神州“大道既隐＂，道自然被排除在人本主义主流之外。孔子鉴於“无道＂已成 事实，便退而求其次，“倡德＂以行拯救。老子却看出“无道＂则“无救＂，他全然否定了 人凭一己道德和智慧自为自救的可能性，只执著于黄帝三代无为顺道、入道而休的先祖道统， 故後人称为“黄老之说＂。 於是神州历史有一奇异景观：春秋道隐之後的两千多年间，举凡大治中兴年代，均是尊崇“黄 老之说＂，无为顺道。 文景之治：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窦太后、丞相陈平和曹参，都酷爱黄老之说，熟读《老 子》一书。 光武中兴：刘秀虽然熟悉儒家经典，行事却循黄老之说，效法文帝，实行“柔道治国＂。 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以老子为世祖，志尚清静，纯朴简约，敬虔祭祀。 开元之治：唐玄宗李隆基再度崇尚天道，广开道学，亲注《老子》，下诏令一切士庶之家必备。 後来满清康熙年间原始古朴、清省简单的统治风格，也极靠近黄老之说。 反之，从大治天下滑向大乱天下，常常兆因於弃道。文景之治断送在抑道崇儒的汉武帝手里。 光武之後，明章二帝以儒治国，渐渐步入宦官、外戚、党锢的败乱不归路。贞观之後，武则 天尊佛为国教。开元之後，韩愈等举儒修德，唐朝进入衰败期。7 道何以神奇？“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8 道、天、上帝，原本都是神州先祖指称宇宙造 化主的信仰用语，後人只对道作学术研究，是反其道而行之。道似乎突出了造化者向著人的 一面，如言说教化：“道之出口＂或“不言之教＂；9如普育光照：“生命在 里头，这生命 是人的光＂。10这一面的极至，自然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恩典和真理＂。11 这正是耶稣。令人诧异的是，老子论道时反复提到的那位“道的化身＂圣人，其一反人间常态 的性情风貌，处处与《圣经》记述的耶稣相契合。中国著名学者林语堂说：“老子与耶稣在精 神上是兄弟＂。12近代以来惊醒、激励、引导中国人的欧美基督教文列国，其文明基石恰恰也 是耶稣这个人；其富强、科学、民主与信仰之间不可分割的生命一体性（这种一体性一直被东 方效仿者们所忽略）之灵魂--神圣而密契的人神关系，正是耶稣带来的。 人神关系以上帝道成肉身俯就人类而达到密契的顶点。 神州先祖事天、顺道、信上帝的敬虔道统二十一世纪之再现与升华，一个具有神圣信仰内核、 具有生命一体性的现代化中国，断不能回避耶稣这个名字了。 一定有人认为两者毫不相干甚至格格不入--毫不奇怪，作为这五十年瞬间狭隘文化意识形态的 产物，今日国人（不仅大陆人也包括台湾人）对蕴涵深邃的神州古道和基督文明都太生疏了。 国人啊，你以为你可以只要西方的富强而不要民主，或者可以只要富强、民主而不要上帝， 你悲惨地大错特错了！ 你的灵魂不是在窒息中颤抖吗？为甚么不敢正视它？为甚么不肯向上帝忏悔？为甚么非要等到 天火再一次烧得你焦头烂额？ 不！你那颤抖的灵魂分明在苏醒，每一分每一秒，正蹒跚著靠近上帝。 於是上帝走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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