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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要我从《河殇》的反思谈起,其实《河殇》已成历史,我参与《河殇》的写作也 不多。但《河殇》确实是代表了当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一种理念,可以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梦。 《河殇》这个梦,是对当时中国的一种忧患和一种希望,这个梦的源头,好像是在西 方;这个梦的主题,就是现代化与民主化。《河殇》第一集是《寻梦》,最后一集是《蔚蓝 色》,好像是寻到了所希望的。《蔚蓝色》代表西方文明,海洋文明。千年孤独的黄河终于 流向大海,像徵着中国走向了世界。 其实,当时《河殇》的几个作者,谁都没出过国,谁都没有到过西方,所以对西方的认 识,真是一个梦境。但“六四”的枪声,把我们这个梦打醒,跑到西方,到了一个现实世界 ,就更清楚知道《河殇》是一个梦。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是现实,我们把西方作为梦,但是 到了西方,西方成为现实,我们又开始做中国的梦。多年没回国,中国越来越像个梦了。 在西方生活的现实,给我一些震惊。这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人的本身,我们这些 人在国内呼唤民主、呼唤自由,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同胞讲话,好像我们是什么精英 。但到了海外,我第一次非常强烈的感觉到,我们这些人本身的问题没有解决。在巴黎搞民 运的时候,搞得轰轰烈烈,好像一个海外流亡政府,因为从大陆逃亡出来的这些人,如政坛 的陈一谘、学术界的严家其、刘宾雁、学生界的吾尔开希、经商的万润南,在国内很有名, 所以一出来就不得了,全世界都支持。在巴黎搞民阵成立大会的时候,法国政府给我们法国 总统就职演说的那个礼堂,全世界各大电视台都来采访,非常隆重。结果怎样呢?不久就分 裂了。这些事情对我刺激很大,我们这些人在国内的动机是那么高尚,要救国救民,但是为 什么到了海外,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呢?我们在国内批评共产党的问题,结果我们到了海外暴 露同样的问题,没有两样,钩心斗角,背后用手段。 这使我看到人本身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冲击。 第二个冲击是关于我们梦想的西方社会。当我们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很 多问题。到了巴黎,第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巴黎街道两旁,摆满了黑色的垃圾袋,每 天清晨都有垃圾车收集。我在农村长大,我奶奶是一个很节俭的人,一个塑料装用很多年, 脏了,洗一次再用;破了,用胶布贴上又继续用。我当时想,那些扔掉的垃圾袋,每一个都 够我奶奶半辈子用。这些东西是从石油提炼出来,石油是人类很有限的资源,他们怎可能这 样?后来到美国,发现问题更大,高速公路上跑这么多汽车,大多都是只有一个人,多浪费 呀!后来就明白,美国人讲求效率,至于地球资源浪费的问题,他们不在乎,只要自己有享 受,效率高就可以了,效率就是金钱嘛!我发现西方有它的问题,无家可归者、犯罪、自杀 、道德下降,还有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孤独、压力。美国人真是很孤独,回家后没事做,便看 电视。犯罪问题,体会非常深刻。去年住在Jackson,那边是比较安定的地区,有一次,一个 黑人把我们的家门踢开,要搬录像机,那时我在楼上睡觉,立即跑下来,把他吓跑了,但是 整个门坏了。那件事发生后,我问警察:为什么那黑人大白天抢那不值很多钱的东西?警察 说他没钱吸毒,受不了,什么东西都抢,换点钱来吸毒。从此以后,我们便老是没有安全感。 以上两方面的冲击,使我觉得失望,一方面对我们搞民运的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另一 方面,看到西方我梦寐以求的民主化现代化社会,也不那么美好。 后来在普林斯顿碰见一群基督徒。在大陆我从未接触过基督教,也不感兴趣。普林斯顿 大学基督徒团契请我们去。去过两次之后,我便有一种美好的感受。经过“六四”屠杀,流 亡时对人性的失望,西方梦的破灭,我对人生有了新的反省。在这种心境中,在查经班里我 感受到一种真诚的气氛,这气氛对我非常有感染力。我从前没见过这么真诚的人,我在民运 圈中没见过,在共产党里面也未见过。但在这一批人中,我发现这么的一种真诚。不单对上 帝真诚,对圣经真诚,对自己里外一致的真诚,对我们,也很真诚,一见如故,没有任何戒 备之心,一下便把心抛出来。这种真诚和爱心,我觉得非常好,所以后来经常去查经班,默 默地坐在沙发上,去体验这种美好的真诚的气氛。 后来,开始读圣经,因为我要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为何有这样无缘无故的爱。我们 从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第一次接触 基督徒真觉得很陌生,甚至怀疑,怀疑这些基督徒送给你吃,送给你穿,家俱也给你,有什 么事也帮你,去机场接你送你,完全是无条件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思议,索性躲起来。有些 人说,会不会是联邦调查局人员(FBI)。因为在国内受过教育,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侵 略中国的工具,利用教会来颠覆中国,现在中国政府仍在这样说。 其实事情不是这样,后来我体会到,也们的爱来自他们的信仰,因为耶稣就是一种舍弃 生命的爱,他们从信仰中得到的爱是无条件的,如活水江河,源源不断。他们愿意跟别人分 享,希望别人都得到,包括金钱上、时间、情感上对别人的奉献,都是有一个活水源头。就 像耶稣说:“凡喝了我的水,必永远不渴。”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让别人也喝这爱的 活水。 我读圣经,从耶稣的话语受了很大的震动,我发现一种超人的、从天上来的力量,好像 一个大光升起来,人间找不到这种智慧,这么高尚的道德标准,只有从神那里来。这不单是 我的看法,很多人也是,有如德国的大作家歌德谓:“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人达到耶稣这样的道德高峰。”他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如大道行空,短短三十三年便死了 ,临死前还向天父祈求饶恕杀害他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耶稣一下子把我 震撼,还因为他的话那么简单,又那么深刻。我从前读哲学,读那些难懂的语句,使人头痛 。但耶稣的话,一下子打动我的心灵,简单得连文盲、农夫也能明白他的意思,同时大思想 家、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如几乎历届美国总统都是基督徒),也敬佩信服,只因为他的来源 是神,有一种终极关怀,不是世人能达到的。 后来有一位基督徒问我:你相信不相信有神呢?我说:我相信我早已相信,我逃亡时, 便相信有神相助,不然的话,早被抓了。逃亡的计划非常周密,但中间有三次突然出岔子。 那个时候心想,完蛋了。但事情过后,回想那三次挫败,我发现如果按照我的计划行,会被 抓无疑。我觉得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以当问我信不信神的时候,我便说:“我信”。他 又问:“那么你愿不愿意接受神,做他的儿女?”我说:“当然愿意。”我当时脱口便说“ 愿意”,那是一种感动,一种神圣的力量驱使我。 普林斯顿华人教会,每年春秋两次洗礼。牧师通知我,四月二十八日举行洗礼。我一听 这个日子,便很震惊,因为一年前这日子,我的父亲去世。那时还是很孤独的一个人,我闭 门痛哭了一夜,后来又摆了祭。我没有爸爸的照片,很奇怪,就用耶稣的照片代替他。那照 片是以前在巴黎街头买的,画面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高耸入天的十字架下面是地球,有 海、有山和渔夫,一道蓝光从十字架上射下来。当时我非常喜欢这画面的格调,一下子就买 了四张,还寄给北京的太太两张。父亲去世之后,我就用这张照片为父亲摆祭,跪在这耶稣 受难图前哭了一夜。四月二十八日,我本应在德国法兰克福,牧师说可以提早或延期给我洗 礼,但我说,不用改了,太巧了。于是我提前回到美国。其实那是珍贵的一天,一年前我失 去父亲,一年以后得到天父。 受洗之后,在祷告、读经和崇拜的属灵生活中,回头看逃亡出来之后的经历,我恍然大 悟:为什么我们钩心斗角,搞得乱七八糟?因为自己的生命没有更新得救,都是罪人。虽然 我们没有烧杀抢掠,没有刑事犯罪,但我们内心深处是肮脏的,口号是那么高尚,内心常常 是自私的。如果比较孙中山先生,当年也是在海外搞民运,但他是个基督徒,有那种不顾个 人安危、愿意舍弃自己的浩然正气,是我们这些人没有的,因为我们没有得到生命,自己没 得救,怎能救国家和救民族呢? 同时我意识到追求现代化民主化,虽然没错,但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却有更多的犯罪 、堕落、孤独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还未得救。在我住的地方,基督徒的加油站和 修车店特别得人们信赖,而那砸破我家门的黑人,欲强抢东西的吸毒者,相信不会是基督徒 。所以我悟到美国的民主化现代化,如果个人未重生得救,这个民主化和现代化也救不了你。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把注意力专注到个人重生得救上,我的梦一下子从虚幻、抽象 的观念,落实到活生生每个人的生命上,这是我出来之后很大的转变。不单搞民运的人,每 个中国人生命的素质都非常重要,如果素质不好,用基督徒的说话:还是在罪里面,让骄傲 和贪婪牵着鼻子走,这样做什么事也做不好。一个人得救才会得胜,你可能有知识、地位、 财富、权力、名声,但是没有真生命,就不能得胜,仍是十分可怜。 得胜的人生,一定是超越的人生。如果没有一种坚定超越的信仰,个人都是随波逐流, 民主不可能建立起来。民主不单是一种制度、也不仅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深层的信仰结构 。在这个意义上,我曾提醒搞民运的朋友,来了美国多年,对民主的认识没有长进,还以为 读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看了美国总统竞选,便以为找到民主的根源。这就错了。民主的根是 从基督教精神而来的。(请参阅我写的《上帝与民主》一文。) 美国的整个历史,实在是上帝保佑他们。现今美国社会越来越偏离神,只讲究个人自由 ,如同性恋在军队中的自由。我看这些辩论,赞成者有个王牌,就是个人自由。而基督教有 个伟大的精神是,一个人已经堕落,生活在罪性中,心中若没有神,没有生命的更新,那么 越多的自由,便越快的堕落,因为那是罪中的自由,是顺着自己的情欲去生活。记不得是谁 说过:假如上帝不存在,我便什么事都可以干。同样,我认为,“自由”虽然在全世界取得 了很大胜利,但是,若失去了对神的信仰,“自由”就面临最后一个敌人:它自己。
一九九三年五月,讲于史丹福大学
《中信》、《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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