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等早就说过，有十个中国人一起做事，准有八个人横着用劲儿，所以中国人超过四 个便合不来，除非有一个专制者。我原以为此话不过夸张讥讽之辞，现在稍有领教了。不过 ，倘若中国人古来便如此，是不是为中国共产党开脱了责任呢？

　　我不敢追古溯今，只是渐渐悟到了，由我们骨子里显现出来的毛病来看，中国共产党的 确是我们的“亲娘老子”。我们尽可以反叛他，却从骨子里浸透着他的乳汁，体魄里隐含着 他的基因。

　　（一）共产党没有教给我们西方民主意识，却在潜意识层面，在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里， 灌足了专政的铅水。

　　我们是读了不少西方民主思想，我们是衷心地推崇这些思想，但这都是在意识层面上， 是用语言人为地确立在头脑里的，只表现在与人交谈和思考国事时，而丝毫不表现在个人行 为意志的潜意识冲动中。民主还没有成为我们自身不可抗拒的原欲，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在 克制和超越自身丑陋原欲的过程中学习民主。一种从小就培育着我们的文化、政冶、经济和 社会生活环境的力量，靠读几本几十本书不能抵挡，更不能消除。

　　在海外，我们不习惯不统一的意志或行为。“大一统”仍然作为一种理想状态，每时每 刻都悄悄地在心底作蛹。许多人没有想到，只要是为了中国的民主而组织、而研究、而宣传 、而鼓动，这都是一致，都是统一，而且惟有当大家都各自独立、积极、负责和有特色地去 做事时，宏观上的一致才真正有力量，才是最可宝贵的。从另一面讲，当一些人责怪某个组 织不重视自己时，也犯的是同一毛病。在共产党治下，人们都丧失了独立奋斗和生存的能力 ，甚至丧失了这种愿望，以为依赖是一项正当的权利。

　　在海外，我们发现自己如此容易陷入帮派之中，却又如此难以公开承认这一点。无需多 说，这是专政政治下最浓重的阴影之一。

　　在海外，我们发现自己是如此不能宽容，以至于容不得宽容。只要中国人凑到一起，你 便可以听到很多封别人的求全责备，见到很多人疾首蹙眉，似乎每个人都是最明白透彻的人 ，又都是一腔正义必须评判别人的人。实际上，往往是在貌似公允大度的话语中，深藏着极 端的狭隘的天性。假如你不屑于这些无聊的事，甚至对某些事情也表现出宽容，人们是无论 如何不能理解的。我多么希望，我们不把眼睛总是清楚地盯着别人，而是各人专注于自己的 正事，都朝着一个民主的富强的中国用气力。我多么希望，中国人都充满诚意地相待，为了 一个目标，求同存异，开诚布公，胸怀若虚，捐弃前嫌。我也多么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 中国人──首先是我们自己，都堂堂正正地站起来，先让自己瞧得起自己，也让人瞧得起自 己。

　　（二）记得是余英时先生说过，四十年来中国受害最大的是政治、经济，而是文化道德。 作为共产党文化中生长起来的一代人之一，当我寄身海外，回首祖国时，对此感悟颇深。

　　中国人文化道德的最大沦丧，是良知被压抑，是对真善美的怀疑、蔑视乃至嘲讽，是蝇 营之心的发育。

　　我们──我是一九六一年入小学，比我大几岁小几岁的人当不例外──从小所受到的教 育是什么呢？是阶级教育，一切都有阶级性，对上帝的信仰是统治阶级手里的精神鸦片，礼 仪廉耻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良心、正义，都是资产阶级的虚伪说教。与此相适应，是具体性 的灌输，一切都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没有抽象的道德，没有抽象的人道主义，没有抽象 的自由和人权。于是，事情变成了想干什么，什么就对，关键是你有没有权力、有没有能力 去干。比这种道德沦丧的文化教育更有害千百倍的，是现实生活的恶劣熏陶。四十年来，从 “反右”、“四清”、“文革”、“清污”、“四五”到“六四”，从彭德怀、刘少奇、林 彪、四人邦、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到赵紫阳，一会儿好人变成坏人，一会儿坏人变成好 人，一会儿黑的变白，一会儿白的变黑。在这种颠来倒去、指鹿为马的环境中，一切道德判 断的基线都被冲垮了，人们甚至失去了道德判断的丝毫兴趣，只相信诸如“胳膊拧不过大腿 ，现官不如现管，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有便宜不占是傻瓜”一类的格言。所以，在中国大陆 ，社会生活奉行的是道德虚无主义和赤裸裸的实利主义。说谎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正如各级 领导人可以平静地宣称自己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一位大学教师也可以平静地对朋友说，“我 是不得不讲假话啊！”听到的人反而对他更加理解乃至信任。屠杀和平请愿的人民，即使按 照中国儒家传统，也显然是一件丧天良的事，但领导人却可以公开地讲，这是为了保证他们 的权力和信念不被反对，可见他们已经习惯于把党派利益视为理所当然地高于善、正义、良 知和天理之上他们压根儿不信这些东西。同样，一个道地的大陆人，也以同样的信条对付国 家，不择手段地争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这样，除了阶级性、具体性之外，一切普遍 的、神圣的道德良知都荡然无存。人们面对社会时，再也不相信什么普遍的神圣的道德，一 个干部的廉洁会被其子女斥为愚腐，一个平民的恪守会被旁人传为无能，一个人稍有宽厚仁 慈之心会被怀疑是假装正经乃至心怀鬼胎。这种道德良知的丧失，不能怪中国的百姓，他们 在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确没有听到见到多少真善美之不可战胜、邪恶之被惩罚的事例，没 有听到见到一个始终与他们共在的正义之神的声音与作为。在这一点上，中共领导人的说教 与其行为是一致的，可悲得很，他们对中国人的教育多多少少是成功的。

　　然而，在大陆层层权力的控制下，中国人的不良心态并不能尽情发泄，不过是投机取巧 而已。逃离了那个铁笼子来到西方的中国人，在没有进入西方的学习工作环境，又不受西方 法律习俗的约束，即仅仅是在中国人的小圈子里，这些毛病会更明显地暴露出来。正如人们 普遍相信中国安全部门会千方百计破坏海外民运一样，我也相信中国流亡者骨子里的毛病， 会起到更大的损害作用。那些具有道德良知的人们，是很容易被弄晕的。因为他们相信，只 要具有一般的道德良知的人，就不会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别人不负责任、对中国的命运不负 责任。他们万万想不到，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恰恰就有可能置最起码的道德良知于不 顾。善良的人是很难想到这一层的。

　　当然，我也相信，中国人的良知可以被压抑、扭曲，但人的良知不可能被泯灭。唤起中 国人的良知，是建设一个民主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海外“民运人士”们先要扪心自省的。